幽默开讲－－中国传统文化

真切地记注了这一目。这样说来，中国皇帝倒跟那小日本一样了。
　　《后汉书．桓帝邓皇后纪》载：汉桓帝“多内幸，博采宫女至五六千人。汉家皇帝的威风尽在此中了。在这方面，突破纪录的，当是唐玄宗，史载：开元、天宝年间“宫嫔大率至四万”。怪不得“白头宫女说玄宗”呢，四万宫女，可够皇上忙乎的！
　　
　　
　　2）罚婚。罚婚是针对犯人及其家属而采取的惩罚措施。罪犯被判刑之后，其妻女即被充公。方式有二：一是罚配给别人，比如边关军卒。古人素质不高，不象现在的军嫂：我守在婴儿摇篮边，你巡逻在祖国的边防线。我在家乡耕耘着农田，你在边疆站岗值班什么的。总之，古代军人比较惨，找不到媳妇。无奈，政府只好动用权力慰军，一般人家的妻女不好动用，只好动用犯人妻女了，把她们分配给边关军人，这是政府性慰军。第二种方式就是把犯人家属及其后代纳入贱民之列。所谓的贱民，是相对良民而言的。小日进中国，“你的大大的良民”，乃是很中国特色的一句话。如果不是良民，那么，就无权与良民通婚，只好找相同档次的贱民，贱上加贱，有点类似于毛泽东时代的“黑五类”，黑上加黑，总之，系统内部消化，黑贱自成亲家。
　　3） 赠赐婚。赠赐婚有三项：赠婚、赐婚、指腹婚。所谓的赠婚，是指家长、族长或权势者，把自己手中控制的女人作为礼物赠给自己所亲近的人。比如，孔家老二就把自己的女儿赠给了自己的学生公治长，还将哥哥的女儿赠给了南容，你看这老师当得多好。怪不得学生都尊敬他呢。至于赐婚，则是指帝王将相或匪头贼首把自己手中的女人当作奖品送给自己喜欢的人。赐婚在古代社会很平常，史载“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元帝把自己的女人赐给少数民族兄弟，真正做到了汉匈一家。至于把真公主假公主赐给少数民族兄弟的，更多了。细君，解忧，文成，金成，多了去了。这些镜头，我们在影视里也能看见，电视《还珠格格》里就有，皇帝一高兴，指谁就谁。更可笑的是，匪首也有这种权限，比如宋江就慷慨地把英武美丽的扈三娘赐给了自己的手下－矮脚虎王英，也不知宋江这老小子凭的是什么。至于“指腹婚”，在民间更为流行。两个男人是哥们儿，一喝酒，就拿老婆肚里的孩子作了交情。看来中国男人都先天的具有帝王或匪首气概，动不动拿别人的婚姻当作自己的儿戏。无权拿别人，好歹有自己的儿女供自己潇洒一下。
　　
　　
　　3、聘娶婚。
　　聘娶婚，是指男子以财物作聘礼而娶妻，女子因聘礼而出嫁。《礼记.曲礼》说：非受币，不交不亲。意思是说，没有“币”作为聘礼，男方是不能与女方交亲的。聘礼这一关，皇帝也不能免，《汉宫仪》载：皇帝聘皇后，黄金万斤。汉末，平帝娶王莽女为后，有司私自给这小姑娘涨了价，奏请给黄金二万斤。给人的印象，皇家婚姻颇象一桩大买卖，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长期以来，民间社会最流行的婚姻形式当是聘娶婚，直到如今，乡下婚姻里还保留有聘娶婚的诸多特征。但是。聘娶婚一直受到人们的攻击，其受人攻击乃是由于它自身的两个特征：
　　1）聘娶婚的实质乃是父母包办婚姻。既然父母包办，那么父母在这场婚姻中，可能不去考虑子女的爱情、性格与审美取向，考虑更多的当时双方家庭的利害关系甚至是自己的审美口味。比如张学良的第一任夫人于风至，最开始即是由张作霖那老家伙相中并作主为儿子订下的,当时张学良还有点不乐意，可老贼说了：这第一个由我定，余下的你爱谁谁。张学良后来能落个大流氓的称号，估计跟他父亲的谈判条件有关。到了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化的旗手们以身作贼，从自身作起，反对包办婚姻。中国的五四运动半途而废，或者说五四精神由科学民主转向政治的马克思主义，与这帮旗手的不彻底有很大的关联。比如，鲁迅反对包办婚姻，他只反对一半，他反对的是朱安女士，却并不反对包办婚姻的老娘。如果说 鲁迅在这场婚姻中是个牺牲品的话，那么，朱安女士则是更大的牺牲。因为鲁迅接受了这场婚姻，只是为了不惹母亲生气，并且自言朱安女士是母亲送给自己的一项礼物。对于朱安，鲁迅并没有尽过任何丈夫之责与丈夫之义务。这场婚姻中，朱安又成了鲁迅的牺牲。至于“我的朋友胡适之”，一看别人都在家展开了解放运动，也跑到家扯反旗。没想到那小脚太太江冬秀的反动堡垒比较坚固，据说这女人当场拿出一把剪刀扬言：离婚可以，但是我拿剪刀先剪死你的儿女，再剪死我自己。据说潇洒浪漫的胡适望风投降，从此再不敢提离婚的事儿。一切似乎是命中注定的，旗手们反对包办的妻，不敢反对包办的娘；只在家庭中争自由，却忽略了政府的专制。也许家庭中的婚姻不自主是他们的切身之痛，所以他们的民主小旗只在卧室的床头飘扬，却没有插到国家市政的广场上。这似乎在一开始就预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