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罔有弗钦。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盘庚的话翻译过来是这样的:我不任用贪财之人,那些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幸福能让人民安居乐业的干部,我将按贡献的大小依次任用。今天我把自己的主张告诉你们,就是希望你们听党的话,不要贪恋身外之物,要努力为人民服务,认真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的精神,紧紧团结在以我为核心的皇中央周围,以德治国,与时俱进。
其三、西周出现惩贪法。周穆王时期,吕候制《吕刑》,内有五刑,五罚,五过,五疵。五疵里就有两条有关贪污的,一是唯货,二是唯赇。唯货是贪,赇也是贪,因为赇字可以理解为求贝,当然,赇也可能是早期的贿赂,因为赇字也可以理解为以贝相求。
其四、春秋时贪污泛滥。上梁不正下梁歪。周王任用贪官,各诸候国君也以身作贼,带头贪污,下面小官小吏竞相效尤,贪风甚炽。《诗经》里的名篇,如《硕鼠》《伐檀》等,皆有刺贪之意,约相当于现在的民谣,一句话,政府反贪不力,民谣即兴,古今一理。
其五、封建社会反贪。
汉代开始惩治官吏的经济职务犯罪,有两条刑律:主守盗,受赇。前者,利用职务盗窃国家物资人;后者,惩治官吏枉法受贿行为。从行政制度上,汉文帝规定官吏以饮食免,相当于现在中央政府禁止大吃大喝之类的红头文件,用意相同,唯一的区别是,现在的官吏可以四菜一汤的小吃小喝,而文帝的规定就严多了,上级官吏吃下级官吏一顿饭,免!汉元帝时规定: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意味着贪官一但事发 ,政治生命从此结束,尚没有出现如今易地为官的变通之法。到了东汉时,规定更严酷:赃官子孙,三代不得为官。
宋代重视反贪,赵翼云: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赃吏最严。王安石也说: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独贪吏耳。行政上,宋设反贪局,时称武德司,皇城司。神宗时,更是重禄重法,一边给公务员增加工资,一边加大法制建设,两手齐抓,不过,也没发现有什么效果。到了元代,官吏赃罚,轻则打屁股,重则处死。明代,由于朱元璋同志出身贫苦,了解劳动人民的不容易,所以,反贪决心最大,力度也最强: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革之袋,使之触目惊心。元璋同志还经常在地方官上任之间,与之谈心,告诉他们如何对待低工资,如何反贪拒腐防变,可谓是语重心长和譪慈祥。为反贪,元璋同志甚至不惜始创特务政治,让特务们监督官员,残联同志-太监们也参与了反贪,太监是皇上最后的武器,太监不好色,没有老婆,没有儿女,一人吃饱全家不饥。但效果还是不甚理想,元璋同志就有点不耐烦:我想清除贪官污吏,奈何早上杀了,晚上又有犯的,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了!元璋同志忘了,老子云:官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元璋同志当皇帝当到第18个年头,终于发出了如下感叹: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布列华夷,岂期擢用之时,并效忠贞,任用俱久,俱系奸贪。(参见《明朝小史》卷二)。皇帝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提拔重用的人,当官久了,都成奸贪之人了。他整不明白,我们更不明白了。洪武二十五年,元璋同志颁行《醒贪简要录》,这东西虽然无缘得见,但估计跟我们一度流行的,政府提倡官员们携妻观看的《生死抉择》《大雪无痕》相类似,也就是给正在贪污的同志们提个醒,没别的意思。
英明如雍正,乾隆,也对反贪无可奈何,无奈中,始创养廉银。养廉银制是年羹尧提出的,但年同志是个大大的贪官,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如今,我们一直嚷嚷着给公务员加薪,估计内里也有个养廉的意思,当然,给公务员重发养廉银的呼声私下里也有。只是大家忽略了一个前提条件:人性的欲望是无限制的。
于是乎,古代反贪,出现了以下几种怪现象:第一,越反越贪。据有关人士查史料,有关贪污之记载,远古至先秦,78起。秦汉至唐末五代,460起。宋代包黑子云:赎货暴政,十有六七。宋末,更是廉吏什一,贪吏十九。明代,《明史》载:贪官污吏遍布内外。清初,林起龙奏称:今贪官污吏遍天下。当今,老百姓编的名谣也挺好玩的:把当官的挨个儿枪崩,肯定有冤枉的;隔一个枪崩一个,肯定有漏网的。第二,越贪越狂。东汉汉桓帝的弟弟勃海王刘悝向宦官王甫行贿五千万钱。敢接皇帝弟弟的贿赂钱,够狂;明代隆庆皇帝登基前三年,达不到皇上的例有赐给,不得不向权贵严世蕃馈赠银子1500两。敢接皇子的贿赂钱,更狂了;清代年羹尧事败抄家时,抄出现银百十万两。有人计算,当时省级大员年俸150两银子,年家的现银就相当于7333个省级大员的年俸收入,也够狂的。至于和珅,财产多到没法计算的地步,大家只约摸知道: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至于嘉庆吃撑着了没,大家也不得而知,后来梁启超给统计出一个数字:和珅家产八亿两,相当于清政府十年的财政收入,和大人简直是狂贪无边了。第三,贪中反贪。现代也有人提醒,要警惕用腐败的方式反贪,其实贪中反贪古已有之,我们再警惕也没用。仅举一例:山东巡抚陈祖辉,贪。乾隆令
幽默开讲--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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