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开讲－－中国传统文化

就是贤妻良母。当然了，如果小女人给人当第三者了，那么她连月亮都不是，只能是星星了，被人总称为小星。
　　学者易中天认为：贤妻良母是对女性的单方面要求，是夫妻间的不平等条约，如果不加分析地一味赞美，无疑是赞美这种不平等关系。周恩来同志1942年在《论贤妻良母与母职》一文中也指出：只要保持这个旧的固定名词，便先陷入男性社会的立场。周恩来同志说得对，但是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周与邓的夫妻关系，或者说，邓在家庭里的所作所为，恰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尽管没有人在她身上用这个旧的词语，但是，中国打天下的英雄们，身边何尝不是一个又一个的贤内助呢？中国的女英雄也不少，可是中国的女英雄哪个能升到主席的位子上去？就一个宋国母，好象还是走的丈夫的后门，而且，更多的是一个摆设。至于江青，先不说她人怎么样，单说延安时代，高层男人们开会，合谋不给她一个夫人身份的闹剧，就足以让后人耻笑不已了。一个政府，其元首身边的一个小女人足以对整个国家的正常运作构成威胁，那么我们是应该歧视这个女人，还是应该警惕政府体制之不足？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让江青给华盛顿或者给克林顿当生活秘书去，能耐再大，顶多又一版本的莱温斯基的故事，又能怎么着？文革过去后，某些史者还想把国人的思维引导到指责江妲己的层面，脸皮真够厚的，我们笑得满地找牙也没人赔我们！
　　社会层面上，男性在成全贤妻良母方面，可谓是推波助澜，功不可没。人前人后，称呼自己的女人为：戝内，内人等。乡间更是叫得绝，直呼女人为：屋里的，床上的，炕上的。
　　这里罗嗦这么多，是想说明，由于给女人定位不正，导致女性在历史与现实中的尴尬处境。标准化吧，是牺牲品；非标准化，又不是好人，咋也不是。比如那顾大嫂，发起怒来，提井栏砸老公的头，打祝家庄，小娘们更是一刀一个人头，咋看咋象个二百五；还有孙二娘，丈夫不敢杀的客人，她敢，伙计扛不动的行货，她上。二百五就二百五吧，可是你看作者如何妖魔化丑化这些女人：前者是胖面腰肥；后者是棒槌般的手脚，辘轴般的腰。虽说是文学形象，但男性作者的笔法实在让人不敢恭维。社会中女性若如此形象，更是永垂史册了。比如宋代龙丘居士陈慥的婆娘，在苏东坡的戏谑下，是这样一个形象：龙丘居士也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苏东坡本是戏说龙丘居士之可怜，可是现在人的记忆中，早没有陈老兄的记忆了，只记住一个河东狮吼。
　　所以，我挺同情杨玉环同志，苏妲己同志，褒姒同志，还有那个江青同志。如果长得差点，顶多误一个男人，一不小心，嫁个皇帝，就成千金也不笑的误国妖后了。
　　（四）传统女孩子的素质教育
　　女孩子的地位底，不是出生才开始的待遇，而是自打娘胎里就注定了的。殷商卜辞中即有贞，有子不嘉，有女的字样，前者的意思是太好了，是个儿子，后者的意思是大事不好，是个女婴！
　　其次，中国传统社会，男曰儿，女曰婴，我们现在所谓的弃婴，其实其文本初意乃是专指抛弃女孩儿。学者们推论，杀婴弃婴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就已出现，韩非子曾提及当时人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如果站这个角度看，我们现在社会的重男轻女（据我所知，局部乡下已经出现男女比例不协调的问题了，希望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似乎不应该是计划生育引起的后果，而只能是中国人的传统意识。当然了，农民没有退休金，老来衣食无保障，以及计划生育等可能加助了这种传统意识的重兴。另外，从字源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出，婴字的构成是两贝加一女，一般人认为，两贝是女子珠上的项链串珠，但我觉得，它更可能跟中国女孩子俗称赔钱货的说法有某种关联，当然，这需要去考证。不过，这些小玩艺儿不搞也罢。
　　其三，周代，中国就有了所谓的弄璋之喜与弄瓦之喜。《诗经.小雅.斯干》中说：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之衣裼，载弄之瓦；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赏，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韨（通用字，原字打不出来）斯皇，家室君王。这话翻译过来就甚没意思了。总之，生个女孩，就把你扔地上，随便用一个布片包上，那叫弄瓦之喜；如果生个男孩，那就了不得了，让他穿漂亮的衣服，放到床上，小家伙哭声响亮插云宵，一看就是穿官家礼服的大人才，咋看咋象家里的小皇帝。所以，生男孩，叫弄璋之喜。
　　女孩子一出生，就给你以瓦片的待遇。但既是瓦片，也不能由着你破瓦破摔，你得接受诸多素质教育。这项素质教育简称闺媛礼。
　　闺，意指女子居室的房门。传统文本所谓的闺女，乃是指门里面的女人。这个门，还不是家庭的大门，而是女孩子自己卧室的房门，我把它称作二门。因为俗语里比喻女孩子安静本分，常用语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所谓的媛，其本义是美女，美好。闺媛二字合于一处，单从文本上就反映了传统女性美的标准。
　　中国的闺媛礼始于周代，主要是对女孩子进行道德教育的素质教材，其目的就是培养女孩子能成为合格的女人。《礼记. 内则》记载了周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