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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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自己倒水吧。杯子脏,我也没精力洗,你自己洗洗。”杯子上确是盖着浮尘,我没洗,到了一杯凉开水。妈妈坐在了那张老藤椅内。我很熟悉它,冬天总是被盖上各种棉垫。屋里没有沙发,剩下的是几张方木凳儿。与其说是保持了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不如说这屋到处可见的凌乱,满屋没有一件使人感到有生气的物件,透着屋子的主人对生活那么地兴趣索然,只是凑合着活着。一种凄凉的感觉在我胸里涨着,眼睛只觉涩涩的。我从提兜里拿出带来的东西。一包西洋参,一套不粘锅炊具。我说:“知道国内也能买到西洋参,但听大姨说,常有假货,给你从美国买了点儿。现在的理论是老人少吃油,给你买了套不粘锅,炒菜可少放些油。”不料妈妈接过我的话头,“范元坤,她怎么会买到假西洋参呢!?陈忠介(我姨父)在商业部医药局工作,他们才是享受最好的东西呢!”那种尖酸,刻薄的老调直刺我的心口。我暗暗骂自己,“好好的,干嘛要把大姨扯上受过。”我太知道,天底下再也没有姨父那么老实的人了。他从来没给自己走后门买过药,从来是我妈要他买药,他没办法拒绝,才硬着头皮办的。

我太熟悉我妈这种德行了,用人走后门给自己办事,反过来又把别人批一通。我知道,我给了我妈一个很好的开骂的由头。果不其然,从大姨开始,三下五除二,就径直地朝我爸去了。“那个右倾机会主主义分子,反党分子。文革完了,以为自己平反了,又当了部长了,当了中央委员,了不得了。在我眼里,他一钱不值!他还不是从组织部下来了。告诉他,苗苗(我哥哥的小名)是在卡车上生的,所以有缺陷。这个儿子得给钱,他得管。李锐现在又有老婆了,又当官了,有钱了,他必须要管这个儿子。这一点你一定要告诉李锐!”从开骂,我一直直视着这张脸。过去多少年,我总是低头听骂,心里翻江倒海地难过。这次,我极冷静地端详着这张脸,听着,感叹着 “人怎么会活得只有恨,而且这么刻骨地恨?”然后又骂到我的朋友。

这个朋友的妈妈当年在延安也是有名的女强人,是妈妈的熟人,我去年托这个朋友春节时看过我妈。朋友回来后写信告诉我,我妈很激动,痛哭流涕地向她诉说跟李锐的事。只可惜她什么也没有记住,只记住大意是“李锐一贯反党,与党不是一条心。”临走这位朋友留下了在大街上匆匆忙忙买的一个大果篮。

哪知道她赶上了奸商,表面的好水果下铺的是一层烂橘子。老太太蹬蹬地跑到另一个房间拎来了篮子,把篮子举到我面前,“就是这个篮子。送烂橘子,你知道在旧社会这是什么意思吗?这是骂人呀!说是叫朋友来看我,实际叫她来骂我!”这可是典型的范元甄的不讲理。要骂应该骂这帮奸商太坏,怎么怪到买东西的人?退一万步,我的本意如果是送朋友来骂她,怎麽会想到这种旧社会的伎俩?要知道我是 “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怎么会知道这种旧社会拐着弯儿骂人的破玩艺儿。

接着又挖苦我的大忙人朋友:“还给我一张名片,经理头衔一大串儿!坐在这儿,腰里的BB机'哔!哔!哔!’地一会儿一叫,一会儿一叫。什么样子!那个俗气!”

我心里是又好气,又好笑。心里数落这个朋友,“也不看看你看的是什么人,这么大大咧咧的,害死人。去年春节到现在小一年了,老太太把这篮子溜溜存了一年,这气可是存大发儿了,今天这关怕是不大好过”。老太太接着从我三岁就要打死她开始,一一历数我的罪状,说我给她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痛苦。到了美国,以为了不起了,每年春节寄一百多美元来打发叫化子。不记得什么时候,话锋一转,拿出了一块怀表。我听说过这种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时出的头象怀表。紫铜色,古色古香,很雅致。老太太把表递到女儿面前:

“忙忙,你认识这是谁吗?”

孩子自进门来,老太太一开骂,眼泪就象断线的珠子,没有停过。这个孩子是在爱的温暖里长大的,她常说的一句话:“因为我有一个坏外婆,所以得了个好妈妈。”这话不错。我太知道妈妈是怎么伤了我的,我为什么不喜欢我妈妈。我刻意地避免一切我恨我妈妈的地方。把我小时候希望得到而永远得不到,那份我理想中的爱都给了孩子。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我的继母玉珍妈妈),姥姥,姥爷(孩子对我的姨和姨父的称呼)都爱她,呵护她。妈妈,爸爸,丹丹阿姨(我那位朋友),外公,姥姥这些她至亲至爱的人,在外婆嘴里都成了天底下最丑陋,最不要脸的东西。孩子的心整个儿翻了船。简直地就是找不到岸了。几次侧过脸动着嘴,不出声地大声说:“妈妈,咱们走吧!”都让我压下了。我心里觉着,这大概是最后一次来了,无论如何要尽量多呆些时候。

另外也是希望这个在蜜罐里泡大的孩子看看世界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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