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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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你要是想多活几年,想有个幸福的晚年,就坚决不能复婚。妈妈是永不会改变的,那种恶梦似的生活不能再过了。”

这话后来证明确确实实是不错的。看到我爸不但没有复婚,连看都没去看她。她自己文革后实际一直被挂起来,没有正式工作。可老头子已到退休年龄,又在陈云的提名下进了中组部,并升格至中央委员,这是一些人始料不及的。我妈更是切齿痛恨,这口气如何咽得下。她到处扬言不把李锐弄下来誓不罢休。她的突破口选了大闹生活费。

当年离婚判决时,我爸爸为了安心,每月给我们每个孩子每人二十元的生活费(当时的社会标准,每人每月的基本生活费是十五元。我妈的工资是一百九十七元,我爸只发一百二十元的生活费,给孩子的钱占了一半。)文革开始,我妈受到机关很大的压力,就让我们孩子写信,告诉水电部不再要爸爸的生活费了。这笔钱,水电部并没有发给我爸,而是扣下了。我爸平反放出后,一贫如洗。因是文革前的冤假错案,按政策不补工资。水电部为了帮助我爸爸重新安家,就按当时停发给孩子的生活费的数额补给我爸一笔七千元左右的安家费。我妈就以此为借口,大闹不休,到处告我爸侵吞孩子的生活费。

后来水电部又按同样数额补给她一笔钱,她就是不要,以示她不是要钱,而是要让人知道李锐其人的“品性恶劣”。足见把我爸发配北大荒,大别山,及至秦城八年都没能解她心头之恨。一定要让他分文不获,不能过一天好日子方才为快。这种狠,这种毒,让人胆战心惊。可见人们说我妈要是江青,会比江青还江青是没有冤枉她。

我妈的闹是有效果的。那时的水电部长,经年的不倒翁,就因为我爸在三峡和水利方针上一贯与她意见相左,我妈的告状信,自然是个打击我爸的有力武器。她还写信给邓颍超,宋任穷,于若木。邓力群也正对我爸仇恨之极,向陈云告我爸爸的状。这次我妈和邓力群不知是不谋而合还是事前达有默契,反正是又一次心心相映。据说陈云在我妈的信上批了,“既然这么多人反对,看来李锐不适于再呆在组织部。”不过他们大概没有想到,我爸这人并不是一个看重官位的人。他要的是能够做事。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做事,也就根本无兴趣留在官位上,他自己已经提出年龄过线,要求退下来。老头子下来后,勤奋著书,成为在国内和世界上极具权威的研究毛泽东的专家学者。对三峡的论著也成为权威性的参考资料。他的《庐山会议实录》等著作,成为历久不衰的畅销书,社会影响极广。在年轻一代人中更是受到尊重。

我爸自六七年文革中那次来京后,和我妈就再未谋面。只是八几年有一次,养蜂夹道办服装展销,我爸和玉珍妈妈去了,我妈妈也去了。我爸爸遥遥地看到了我妈,认出了她,回来感叹她是足够地老了。我问:“ 我妈看见你了吗?”“"她肯定是认出我了。”

我不能想象经过半个世纪的恩恩怨怨,四目相对之时,两位老人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可以肯定的是,我妈的感想一定比我爸的要复杂多了。历尽文革十年浩劫,几乎所有受过迫害的人都又有了新的生活,只有我妈比过去活的更坏。怨谁呢?有一点是肯定的,她绝不会怨自己自作孽。九四年圣诞节我挨的那顿揍,我爸说是替他受过。如果那一顿打能化解一些我妈心里的痛苦,能时时回味觉得利用了那次机会,把恨的信息传递了给李锐,而有一种“成就”感,我觉得那顿打我受得过。她毕竟是我的母亲,我希望她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能有些快乐。即或这个快乐是建立在我肉体的痛苦上,也无甚妨碍。都说我妈很有才干。我读过我妈公开发表的唯一一篇作品,是收集在五八年全国优秀文学作品选集中的“ 一个搪瓷茶缸”。我九十年去苏联,见到五十年代水电部的老苏联专家。他的夫人不断说,“你妈妈真漂亮,非常漂亮。”芦沟桥办了一个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展览,有人看到有我妈妈的照片,我妈妈特意要了车,去了一次。看着自己年轻时出尽风头的刷利身影,不知她心头会掠过如何的感触。她曾经年轻过,漂亮过,出过大风头,有过名,可惜昙花一现般短暂。她的大半生都不得志。将一切积怨于父亲,化作永远刻骨铭心的恨。

我想我妈现在活着的唯一念想儿就是“一定要看着李锐先死。”这正是她人生最大的不幸。如果她能认识到其实是自己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她或许能够从黑暗中走出来。所不幸的是,她早年富裕的家庭的娇惯,养成了她任性的大小姐脾气。当年我姥爷家有车夫,有厨子,有不止一个老妈子。她又是第六胎,第一个活下来的孩子。小名叫“罩”,意在罩住,不要跑了。南下时,我妈曾当着我爸的面,在她妈妈面前打滚。听阿姨说,我姥姥当年听到大小姐回来了,会吓得浑身发抖。在革命最风头的时候,一半是因了年轻的热血,一半是逃避已开始没落家庭的窘迫和尴尬而投身了革命。受到王明的赏识,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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