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自己一辈子最后悔的大错。我妈的这个弥天大谎，可不是我那些孩童的小把戏可以比的。复婚后，妈妈就调到爸爸所在的《解放日报》工作。
平心而论，我觉得我妈和邓力群确实班配。我妈妈一生从来没有服过什么人。但是对邓力群确实是信服的。文革后，她给邓力群写信，想工作。邓力群找到黎澍，要把她安排在“历史研究”杂志。
梨澍伯伯是爸爸的挚友，文革中也深受我妈揭发之害，当然不要。邓力群似乎也没有办法。八三年，我妈妈去上海，见到她早年武汉演出队好友，非常动感情地谈起与邓力群的那一段情。她仰在藤椅上，旁边放了一盆凉水，边谈边不断地用凉毛巾搭在额头上，激动地难以自已。八九年马列学院五十周年纪念集会，二人见面坐在一起谈笑风声。周围很有人看不下去。我真是觉得共产党多管闲事，剥夺了俩人的婚姻自由，造成了我妈一生的悔恨。我爸也因这倒霉的复婚而吃尽了苦头。我和我出生于干部家庭的好友谈起此事，大家都观点一致，甭管好人坏人，两个一丘之貉如果在一起自己觉得合适幸福，别人管得着吗？我曾直言不讳地把此观点告诉了我爸。我爸爸说，“那怎么可以。这样乱搞不是生活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党当然要干涉。你也别说风凉话，要不是和你妈复婚，也不会有你。”我大笑：“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同意你和我妈的复婚。而不遗憾我妈和邓力群没成。”
当年，为了他们的问题，一个月内组织开了五次批判会。田家英在会上说：“你们算什么爱情，是打游击嘛！”我妈曾说主席的秘书中只有乔木是正人君子。这恐怕和当年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三人对她的态度和评价有直接的关系。她对田家英最恨。庐山出事后，田家英给爸爸打电话，我妈妈立即告诉了组织，家里的电话因此被撤去。我妈受批判后，名声很坏，没有人理她。是她主动表示愿意和我爸复婚的。复婚时，曾亲手用极工整的蝇头小楷抄写了杨尚昆代表组织对批判大会的总结。
这份结论认为双方都有责任，主要责任在邓力群。我妈妈那时因我爸的问题受牵连，加上她自己也有“自由言论”，受到组织审查。邓力群是代表党组织审查我妈妈，帮助我妈的，而且自己已有妻子、儿女。却将被审查人招至自己的窑洞，谈话至深夜，及至同居，实在是太虚伪，太恶劣了。
杨尚昆的结论里对邓力群有这样的评语：“第一，思想上最尖锐的是狂妄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发展到狂妄的程度。结果已是公然与党对抗。这个狂妄的个人主义有它的几个组成的因素：一个是自恃有八年的党龄。其实八年中在党内没有得到什么锻炼，小资产阶级劣根性保持至今没有动。没有经过群众的锻炼，在延安的工作与生活是脱离群众的。再加中了相当深的教条主义的毒，这就是给那个狂妄的个人主义以一身漂亮的外衣。掩盖住了劣根性。并且增加了狂妄性。能够说出一套，听起来很好听，但是言行不符。再加上在党内受器重，有了地位，领导别人，就发展了'不平凡’特殊化的思想。整风过程中领导人家整风，自己的反省很不够。反而以为能够帮助人家整风，更增加了自己的包袱，以为自己不错。因为思想里有这一套，就自己特殊化起来，可以不管一切舆论，背着错误走。象这样下去，一定会向党闹独立性。还讲一讲能力的问题他究竟有没有能力？什么性质的能力？能力是有，是搬弄教条，概念的能力，是与群众运动脱离的。表现于整理材料，在概念中兜圈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没见过。不踏实，脱离群众，浮在上面，谈空话的时候多，经常有些教条在内。”这些话，时隔半个世纪，听起来还是令人拍案叫绝。
说的就是活脱脱现在的邓力群。不过这个人发展的已经不止是教条的问题他其实就没有信过什么共产党的教条，他当初对我妈的作法早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人是一贯以革命的名义，行一己的私利；口头上冠冕堂皇，肚子里男盗女娼。就连我妈最好的朋友都说，你妈要是跟邓力群结了婚，两个人对党的损害可就更大了。
我爸七九年解放后，我妈其实是高兴的。她曾悄悄地对我小舅说：“听说李锐要放出来了。”小舅说他感到我妈的兴奋和萌生出的复婚的希望。我爸本人也确曾认真地考虑过跟妈妈复婚的事，问我的意见，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