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没有现在那么多部委，航空工业部当时只是二机部的第四局。机关大院在宋庆龄的宅第旁，邻着积水潭，院内有一个小湖。我就在那儿跟妈妈学会了游泳。文革时被改成卫生部了。现在不知归了谁。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国家开始兴建大型国营企业，共产党要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管理这些企业。不记得是五六年还是五七年，妈妈被送进北京航空学院的调干班学习。毕业后，妈妈进了航空工业部自己办的第一个大型仪表厂－对外称青云仪器厂，对内代号二三二厂，当了总工程师。记得我曾为妈妈能在有代号的保密厂任职，感到特神秘，特兴奋。七九年我调到北京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后，工厂里有从二三二厂调来的工人和工程师。他们都记得我妈，说我妈极有风度，特别能干。她的一生在那时达到了顶点，以后再也没有超过这个职位。
退休后虽享受副部级待遇，只是个名义，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妈妈在这个新的，令她兴奋和满足的位置上并没来得及真正做些什么，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爸爸被打倒。她立即一落到底，被发配到热处理车间当炉前工，接受改造，身体随即彻底垮掉。刚解放时她得了甲状腺机能亢进，北京协和医院在她身上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作了甲状腺切除手术，没有经验，切了十分之九。这时一下变成机能低下，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只好靠吃人造胛状腺素维持身体的新陈代谢。
她的精神似乎也自此垮掉，再也没有恢复。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她短暂地恢复过一段工作，在航空部技术局总技术处任处长。
但是很快文革就开始了，群众专政，干校劳动，回京没等到什么正式的工作就被离休处理了。我的记忆中，妈妈没有高兴的时候，也不允许家里有欢乐的气氛。记得有一年从陕西的工厂探亲回家，因为自己自由生活惯了，忘了家里的规矩，一边干活，一边哼起了歌儿。妈妈立即厉声叫了起来：“你有什么可高兴的？我们这个家是没有欢乐的！”
我是一九五Ｏ年在长沙出生的，一九五二年随父母到了北京。我从记事起，就不喜欢家里的气氛，因为爸爸妈妈老吵架。我两岁进整托幼儿园，七岁住校，两个礼拜回家一次。什么时候回家，只要赶上两个人都在家，就什么时候吵架，吵得昏天黑地。说是吵架，其实从来都是妈妈一个人吵，没听爸爸吱过一声。他总是坐在沙发上，背靠在那儿，双手交叉在胸前，双目紧闭。妈妈的骂词是永远的一句话：“说呀！你说呀！”最厉害的一次，只听屋子里哗哗啦啦，象是砸碎了玻璃的声音，我终于忍不住，在走道里“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妈妈出来抱着我和阿姨哭成一团。可我不是因为同情她才哭的，而是太害怕了。第二天，爸爸脸上贴着橡皮膏去上班，我羞愧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楼上楼下的邻居早就都知道我爸爸，妈妈老吵架，这回爸爸单位的人也都该知道了。妈妈摔坏的那面很好看的椭圆形的镜子，象爸爸的脸一样也用橡皮膏粘好，又用了很多年。五十年代那种造型尺寸的镜子是很少见的。我常常小人儿一个，对着破镜子发呆，叹惜这么好看的一面镜子贴了橡皮膏有多丑。爸爸，妈妈没有能够象这面镜子破镜重圆。我那时总闹不明白妈妈到底让爸爸说什么，而爸爸为什么就是永远地不开口。等我长大后才知道，很多时候是为了我奶奶吵架。
爸爸妈妈在奶奶问题上的矛盾由来以久。父亲是独子，十七岁离家进武汉大学读书。父亲自己坦诚当年并未好好学习，闹了革命。奶奶听人传话，知道儿子在闹革命，很是危险。从长沙赶到珞珈山监护独子。没想到父亲为了找党，一九三七年五月竞不辞而别，悄悄北上北平。自此再未返校，也没回过家，奶奶当时几乎急得发疯。以后抗战，内战，音信全无，生死不知。奶奶只好把女儿（我的二姑）的儿子改名姓李，以继承李家香火。一九四九年长沙解放当夜，父亲突然出现在奶奶家。这位清末女子师范毕业生，三十二岁守寡，不愿屈从婆母管制，一人含辛茹苦，靠借债，变卖旧衣物维持生计，供养子女读书的倔强老人，没有象一般母亲见到生死不明的游子突然归家，与儿子报头痛哭，而是一个耳光掴了过去。我爸当着警卫员的面跪在了奶奶面前，请求奶奶原谅这个不孝的儿子。我妈妈两个月后到长沙，听说此事勃然大怒，回去就吵。认为我爸身为共产党的干部，却给地主母亲下跪，是严重地丧失了阶级立场。
其实我奶奶根本就不是什么地主。我爷爷一九Ｏ五年到日本留学，在那里成了孙中山的第一批同盟会会员，后又是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一九二二年就去世了。奶奶回到平江老家，从婆母手中分到一批田地，但由于闹红军，田租收得很有限，根本不足以为生。
一九五九年奶奶从沈阳我的
